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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文化 營造開拓創新的氛圍

[日期:2016-01-05]   閱讀:2238次[字體: ]

    環境保護部10月20日在京開展地方環保部門生態環保重點工作創新大討論,來自地方環保部門特別是市縣級基層環保部門負責人緊密聯系實際工作,就環境立法與執法、環;鶎幽芰ㄔO、環境監測和環境監管體制改革等方面建言獻策,面對面交流。大家圍繞主題暢所欲言,講心里話、講真話、出實招,務實中肯,充分體現了基層環保工作者勇于實踐、勤于思考的工作態度和善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鉆研精神。

  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充分肯定了大討論,強調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在基層,難點在基層,希望也在基層,要以改革的思路、務實的作風、過硬的本領,持之以恒推進各項工作,為全面完成“十二五”目標任務,推進環境保護工作再上新臺階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嚴格環境執法監管,強力治污,推動環境質量不斷改善
  黨中央、國務院對環境保護高度重視,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帶來政策與法治紅利,綠色發展將充分釋放技術紅利,全社會保護環境的強大合力逐步形成,環保工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但同時,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改善環境質量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更加凸顯,環保工作處于負重前行的關鍵時期。
  面對嚴峻的環境形勢,打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戰役,對改善環境質量、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極為重要。改善環境質量是三大戰役總的目標,加強環境執法監管則是打好環境治理攻堅戰的有力武器和關鍵舉措。
  基層處于環境執法的前沿陣地,情況復雜、矛盾集中,尤其需要拿出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的精神,敢于擔當、敢于負責、敢于碰硬。
  浙江省金華市環保局局長石驍敏提出,要在嚴打上下功夫,強化執法,采取從嚴處罰、關停取締、強制斷電、金融黑名單等措施,營造嚴厲打擊環境違法的氛圍。同時,針對當前基層環境執法力量薄弱的實際,他建議強化聯合執法,“哪個部門處理快就叫哪個部門上,哪條法規最給力就用哪條法規套,哪種處罰手段管用就用哪種手段來”。
  實施好新《環境保護法》是今年工作的重點。新《環境保護法》被稱為“史上最嚴”,環境執法力度與新《環境保護法》的規定和公眾期待容易形成落差。對此,大家建議,應堅持違法必究、執法必嚴,重點打擊偷排、偷放等環境影響大、群眾反映強烈的惡意違法排污行為,集中整治篡改和偽造監測數據等弄虛作假行為,加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聯動,嚴懲相關違法企業及責任人,真正使法律成為不可逾越的紅線。
  北京市房山區環保局總工程師常云鵬建議對新環保法及其配套法規在基層執行過程中發現的問題進行梳理,加緊出臺相應配套辦法,針對行政拘留違法案件移交等問題協調相關部門,使法規執行更具有可操作性。
  鑒于新環保法各項規定的落實牽涉到多個部門,討論中大家還建議環境保護部盡快與相關部委協調,制定具體的執行辦法,并匯總各地執行按日連續處罰、查封扣押等辦法等遇到的問題,完善配套措施,便于基層執行。
  同時,河南省商丘市環保局副局長曾慶國提出,加快地方立法工作,通過地方立法,具體明確相關職能部門職責,形成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近年來,很多地方環保部門在破解環境監管執法難題中,嘗試與司法部門聯動,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力打擊了環境違法犯罪行為,但也遇到了許多困難和問題,如取證難、認定難和執行難等。如何形成環保部門與司法部門之間“無縫對接”的銜接機制,推動形成新《環境保護法》有效實施的司法保障制度成為當務之急。
  對此,廣西壯族自治區梧州市環保局副局長廖晗建議,由環境保護部和公安部共同制定環境違法案件證據收集和移送工作指南,進一步規范和細化證據的收集、固定、認定和移送等工作。同時,在國家層面建立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信息共享平臺,實現環保行政執法與司法信息互通共享。
  遼寧省沈陽市于洪區環保局局長梁殿軍則認為,在環境執法與司法聯動銜接上需要環保部門和司法機關一起研究相關政策法規界限,統一案件證據標準、法律適用和辦案程序等執法尺度,并由頂層設計健全銜接機制和與之配套的保障機制,如出臺辦理“涉嫌污染環境罪”實施細則,對認定條件、所需證據等予以明確,便于指導基層開展具體工作,提升環境違法犯罪案件的辦理水平。
  環境監測是環境管理的“眼睛”和“耳朵”,也是環境執法的前提和基礎。環境監測及環境監測結果直接影響和決定著環境執法的方向。建立監測與監管執法聯動快速響應機制是提高執法效率的重要途徑。
  山東省青島市環境監測中心站站長徐少才建議借鑒公安派駐環保的模式,監測可與監察合署辦公,與監察共同實施現場監測、舉證等,提高監察監測聯動的時效性。
  此外,很多基層環保部門還建議改進管理方式,制定責任清單,厘清職責邊際,用制度保障基層執法人員履職盡責、盡職免責,提高隊伍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加強能力建設,夯實履職基礎,推動環保工作再上新臺階
  以新環保法實施為標志,當前環保工作面臨“新形勢、新法規、新標準、新制度、新要求”,基層環保部門在能力建設、機構設置等方面與當前環保工作要求還有差距。其中,基層環保力量保障與工作任務不匹配,是當前基層環境保護工作面臨的首要問題。環境監管范圍廣、對象多、全過程,加上新領域、新業務快速增長,任務十分繁重。
  而在實踐中,基層環保工作往往還面臨“牽頭就是包辦、抓總就是包攬、統籌就是替代”的現象,環保部門常常代替相關部門履職,“小馬拉大車”的情況普遍存在。
  廣州市環保局執法監察支隊支隊長鄭則文表示,要立足環境監察隊伍現狀和能力建設的實際,研究環境執法規律,圍繞影響環境質量的突出問題,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調整工作重心,把有限的資源投放到環境執法中。
  力量保障與環保任務的不匹配,在西部地區表現得更加明顯。甘肅省甘南州全州8縣市環保系統共有270余人,其中環境執法監察人員只有80余人,全州僅合作市成立了環境監測機構且未核定人員編制。
  針對基層環保部門能力不足問題,甘肅省甘南州合作市環保局副局長楊繼學提出建立掛職鍛煉、異地交流、對口培訓等多種培訓交流機制,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尤其是民族地區基層環境監察、監測等人員業務技術培訓力度,切實提高環境監察、監測人員的綜合素質。
  石驍敏建議,從頂層著手,出臺各級環保部門機構編制配備指導性意見,根據責任、權力、能力相匹配的原則,配強配足機構人員和必要裝備。
  機構不健全,是當前基層環保工作面臨的另一個問題。由于基層機構設置不健全,很多地方出現了環境監管力量不下沉、監督管理不能全覆蓋的現實問題。環保機構在最基層沒有“腿”,執法力量不能一竿子插到底,在環境問題解決上伴生“上面著急”而“下面不著急”的弊病,成為影響環保工作成效的一大障礙。
  對此,江蘇省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錢鋒建議強化縣(市、區)環境執法隊伍建設和能力建設,組建鎮街環境管理機構,把倒金字塔形的監管執法體制逐步培育成中下層機構隊伍執法監管能力強的橄欖形執法體制。
  山東省濱州市環保局副局長王景志則建議,明確省市縣鄉四級機構設置、機構規格、人員編制、經費保障、車輛和裝備配備等要求,并從國家財力、物力上加大對基層環保的支持力度,真正將基層環保部門的標準化建設落到實處,促進環保隊伍職業化,以適應新常態對環保工作的新要求。
  為填補基層環保機構的空白,近年來已經有多個省市在鄉鎮兩級設置環保機構和配置專職人員。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在基層鎮(街)都配備了環境監察中隊和環境監測分站。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環保局副局長張志軍提出,進一步明確各級環境監察、監測的事權,盡快修訂《環境監測條例》,建立對社會監測機構的監管,彌補監測力量的不足。完善環保標準體系,解決相關規定間的彼此沖突,明確各方責任,減輕縣區級監察、監測壓力。
  加強上下聯動,理順環保體制,推進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我國環境管理體制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創建,經歷3個階段,基本形成了從各部門分工管理逐步變為環保部門統一監管和相關部門分工負責相結合的管理體制。
  從環保系統自上而下的部門職責分析,國家、省、市、縣(區)職責基本相同。表面上看是上下一致,實際是層級之間職能重疊、職責不清,從而造成從上到下干“一件事”,從上到下管一家企業,從上到下應付一項考核的狀況。對此,有人建議建立“分層、分責、分區、分類”的管理體制,使環保系統最大程度發揮層級優勢,有效提升層級效能,減少層級職責交叉,做自己該做的事,盡自己應盡的力,擔自己應擔的責。
  大家在發言中反映,在很多領域,由于定位不準確,職責不明晰,導致基層環保部門與其他各部門之間出現分工不明確、推諉扯皮的現象。重慶市北碚區環保局局長茍淵建議,由國家層面梳理中央相關部委生態環保法定職責,并制定出臺指導性意見,各地參照執行。指導性意見應圍繞中央關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的相關要求,以及改善環境質量這個核心,合理分配生態監管事權,科學界定生態監管職責。
  各地方沒有系統的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規劃、環境監測信息發布不統一、缺少數據共享平臺也是現階段各地監測體系中存在的共性問題。
  遼寧省大連市環保局局長董偉舉例說,就大連市而言,每年環保局發布“環境狀況公報”,水務局發布“大連市水資源公報”,海洋與漁業局發布“大連市海洋環境狀況公報”。由于各自的監測方法、監測點位、監測時間和評價方法不統一,加之缺乏會商協調機制,監測數據難以互通共享,致使各部門發布公報的結論有差異或沖突,對媒體和公眾產生干擾,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
  山東省青島市環境監測中心站站長徐少才認為,建立政府各部門間生態環境監測數據共享體系的主要困難不在于技術上的困難,而是在于體制機制和管理層面上的制約。各部門均按照部門上位法要求和管理的需求建立相應的監測網絡,獨立開展不同領域的環境監測工作,頂層設計缺乏政策支持。
  大家在發言中也指出,社會監測機構是監測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現階段存在檢測能力不足、監測數據質量堪憂、誠信體系尚未建立、缺乏有效監管制度和手段等問題。
  浙江省杭州市環保局總工沈海峰認為應該拓展環境監測領域。社會監測機構在一些專業監測領域具備的優勢,填補了環境監測站部分監測項目尚未開展的空缺,有能力承擔更為綜合的環境監測任務。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江蘇省蘇州市環保局副局長王承武。他建議加強社會監測機構引導和環境監測服務市場培育,放寬、簡化準入條件,結合實際,激勵社會監測機構提供更多的環境監測服務供給。有序放開環境監測服務事項和領域,培育環境監測服務市場。
  在發言中,也有很多地方環境監測站的站長提出應盡快完善監測法律法規,改進監督性監測辦法,合理實施監測監察聯動等建設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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